第四十一章

　　海罗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要见他是为了核实情况，这与阶级立场有什么关系？如果真要说阶级立场，我倒觉得更应当去见见他，如果他的案子真的错了，翻案才是对革命同志的负责态度。当然了，你们也别担心，我只管核实情况，其它事等我爸爸来了再说。”

　　见海罗说得诚恳，公安局的同志便不再坚持。吃完午饭，他们要了车，带着海罗向劳改工地驶去。

　　午后，天上压着厚厚的云层，气压很低，空气很闷，一场暴雨憋了半天却依然没有落下的迹象。忽然一阵狂风扫过，接着天空传来滚滚雷声，闷热的天气顿时有了一丝凉意，这场雨终于要下来了。

　　海罗和公安局的同志驱车十几里，来到犯人正在劳动的工地。工地上犯人正在挖沟，两个荷枪实弹的管教干警在沟沿上走来走去，显然他们既是监工又是看守，整个工地非常安静和沉闷，没有人讲话，只有镐头和铁锨发出的响声。

　　他们的车在工地临时指挥部门前停下，公安局的同志把海罗带到屋里，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先等一会儿，他们则返身出去，找到现场的负责人，跟他讲明情况，然后与他一起向工地走去。

　　不一会儿海罗从敞开的窗子看到，他们押着一位满身尘土的干瘦老人瞒珊地走过来。老人进来后，见屋里坐着一位军人，立刻按照犯人的规矩喊了一声报告，然后神情木讷地垂首站立，沉默不语。

　　海罗打量着眼前的老人，他个子很高，身体很瘦，背已经佝偻，被风吹乱的白发上落满了尘土，他的脸晒得很黑，鼻梁直挺，一对醒目的浓眉下低垂着一双失去神采的大眼睛，看上去显得疲惫而又憔悴。海罗清楚地记得爸爸曾经描述的钱老板当年的样子，他浓眉大眼，有一副吉安人少有的高大身材。显然这些特征在这位老人身上都有。想到这儿，海罗感到一阵心酸，难道这就是把爸爸引上革命道路，又让爸爸苦苦找了半生的钱老板吗？海罗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试探着喊了一声：“钱老板。”

　　听到有人喊“钱老板”，老人先是一怔，已经几十年没听到有人这样称呼他了，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海罗的脸。这张脸让他心里一惊，好面熟呀，他是谁？他愣愣地想了片刻，忽然大喊一声：“木伢子。”与此同时，不管不顾地向海罗扑过来。

　　他那撕心裂肺般的喊声，把干警们吓了一跳，他们迅速上前，一把拉住他，说：“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老人的身体挣了几下，然后扶着干警的胳膊颤巍巍地站定，目光却依然直勾勾地望着海罗，嘴里不停地呼喊着：“木伢子，木伢子。我可找到你了，没想到你还活着。”

　　海罗赶紧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木伢子是我爸爸，他常给我们讲您当年让他去吉水给红军送东西并介绍他参军的故事。”海罗特意把“吉水”、“红军”和“送东西”说得特别响亮。

　　直到这时老人才恍然梦醒般地抓住海罗的手，语带哽咽地说：“太像了，太像了。是呀，一晃几十年了，木伢子怎么会还是这么年轻？”说完，他捂着脸，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39.活着回来的一个半红军

　　早在几个月前许司令就得到了李木生病情恶化的报告，因此调李木生来大军区做副手的打算只能作罢。在李木生生病期间，他曾多次前往医院探望，然而这位在残酷的战场上不曾退却、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不曾低头的老军人，却为饱受病痛折磨、一天天滑向死亡深渊的老部下发出了深深地叹息。到了这时，许司令所能做的除了关照医务人员尽一切可能减轻木生的痛苦之外，就是尽可能地给予家属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顾。在李木生探家出发的这天早晨，许司令特地关照秘书带着一大堆南京的土特产赶到机场为李木生送行。

　　在前来机场送行的人中，还有省军区作战处的处长，他是特意赶来南京向李木生报喜的。原来刚刚结束的抗登陆军演非常成功，在这次军演中不仅锻炼了部队，而且获得了可贵的经验和暴露了一些部队存在的问题。总之军演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他本人还为此受到军区的表彰。

　　李木生与大家寒暄之后，在翠兰的催促下向舷梯走去。就在他正要登机的时候，身后传来了清脆的呼唤声：“李伯伯，等等。”

　　李木生回头一看，原来是小红和程克天的女儿从外面跑进来。他停下脚步，转身一边迎着她们走过去，一边说：“别着急，慢点。”

　　小红跑到跟前，气喘吁吁地说：“李伯伯，我提干了。”

　　李木生高兴地说：“好事呀！我先向你小小地祝贺一下，等我们回来之后让你阿姨好好做几个菜，咱们再大大地庆贺庆贺。”

　　小红从军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您帮我把这封信和这个月的工资给我爸爸，这是我孝敬他的。”说完把信重新放进挎包。接着又从挎包里拿出一包东西，“这是上海的蛋糕，是我托人从上海带来的，您给海罗奶奶带去。” 最后她从军挎包里拿出一个玻璃杯，外面套着她用玻璃丝编的漂亮的杯套，“这个是给海罗的。”说完，他把军挎包摘下递给李木生身旁的警卫员。

　　李木生开玩笑问：“怎么没有我的呀？”

　　程克天的女儿接过话茬，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件手编的毛衣，说：“我有给您的。这是我妈妈刚刚托人捎来的，她在干校晚上没事，给您和朱阿姨织的。”

　　这两个孩子虽然都是走他的后门当的兵，但他早就看出来了，她们都是当兵的好材料，非常争气，在部队表现很好。

　　起飞的时间到了，李木生在警卫员的催促下，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人们。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南昌机场。从舷窗向外看去，蒙蒙细雨中一辆黑色伏尔加和一辆军吉普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李木生知道伏尔加是江西省军区的老战友特意给他派来的车。在伏尔加旁边站着几位接机的军人，他们举着雨伞，盯着飞机，等候放下舷梯。这时李木生惊喜地发现，在这些军人旁边站着一位身着便装、身板笔挺、拄着双拐的独腿老人，不用细看，他太熟悉那个身影了，那是他的老班长。老班长比他大四岁，今年整整六十，可是他身材健硕、腰板挺拔，依然一副军人姿态。

　　老班长的一条腿丢在了苏北的抗日战场。那是一次伏击战，因为情报有误，新四军遭到敌人的反包围。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身为新四军团参谋长的老班长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时候，一条腿中弹，被战士们背了下来。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为了保住性命，医生不得不锯掉了他的腿，从此他再也不能跟着部队行军打仗了，并不得不离开了心爱的部队。解放后李木生在苏北农村找到了他，此时他已和苏北的村姑结婚，并生下了女儿小红。后来在李木生的帮助下，老班长以老红军和荣誉军人的身份荣归故里，政府给他在吉安盖了房，并在县里为他爱人安排了工作。前年县里统计参加红军的人，他们村先后有七十多人跟着红军走了，可是解放后活着回来的却只有老班长和李木生，于是乡亲们戏称他们是活着回来的一个半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