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就这样造反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专政对象——方院长被三个红卫兵推进吉普，然后一溜烟绝尘而去。

　　这三个抢人的“红卫兵”其实都是省军区的军人，来自训练有素的警卫营，其中领头的那位正是武艺高强的王排长。王排长全速将车开远之后，当他确认身后没有跟踪时，才调转方向，向事先说好的碰头地点驶去，那里隐蔽着一辆伏尔加，老廖就在那里等候他们。

　　此刻坐在伏尔加里的老廖不停地抽烟和看表，随着预定交接时间的接近，他变得紧张起来。这次行动的性质他是清楚的，他从心里佩服李木生的敢想敢干，但也不敢想象，一旦事情败露，对他和李木生来说将是怎样的情形？也许就是一场政治灾难。就在他等得焦虑不安的时候，终于看见前方路口拐进来一辆北京吉普，不用说，那一定是他们，顿时老廖焦灼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北京吉普停在伏尔加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王排长从车上下来，打开后座的车门，搀扶着遍体鳞伤的方院长从车里出来。

　　一见到爱人，老廖赶紧拿起事先备好的军大衣跳下车，小跑着迎过去，给爱人披在身上，嘴里不迭声地说：“这下好啦，这下好啦。”接着他动情地握着王排长的手连声道谢，然后关切地问：“一切顺利吗？”

　　王排长简短地说：“非常顺利。不过看守很凶，我们还是动了手。”

　　交接完毕，王排长重新挂上车牌，换上军装，迅速撤离了现场。

　　再说老廖，他把爱人搀扶到伏尔加旁边，让司机打开后备箱，然后小声对爱人说：“你再委屈一下，在后备箱里躺一会儿，以防万一碰到造反派。一旦他们知道老李派兵武力抢人，那可是了不得的政治事件，咱们别给老李惹麻烦。”

　　方院长点点头，在丈夫的帮助下钻进后备箱，安静地卷曲在里面。

　　伏尔加开走了，说来也巧，就在他们即将开出市区的时候，被一帮造反派挡住了去路。车停下之后，老廖从容地摇下车窗，问道：“为什么拦车，出了什么事？”

　　对方顺着车窗向里看了看，见里面只有一个军人，身边放着公文包，显然不是他们要找的对象，于是一伸手说：“没事，走吧。”

　　司机一踩油门，伏尔加一溜烟钻进了沉沉夜幕。车一路向西飞驰着，不一会儿就把喧嚣甩在了身后。车继续在空旷的路上跑着，直到四下无人无车，方才停下。驾驶员下车后，立刻打开后备箱，把方院长扶出来，坐到车里。当他们按照约定来到南京下关一个废旧的码头时，一艘巡逻艇已经停靠在那里，等候着他们。

　　这是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远处长江大桥的建设工地灯火通明，亮如白昼；近处的江面波光粼粼，明净如洗。一阵江风吹过，江水轻轻拍击着江岸，发出阵阵低吟浅唱。这本是多么美丽的江上夜景呀！可是站在江边的李木生哪有心思欣赏景色，他披着一件军大衣，一边来回踱步，一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站在一旁的翠兰则焦急地望着东边，不停地看表，不停地跺着冻疼的脚。今晚李木生派警卫营的军人假扮红卫兵，把方院长从造反派手里抢出来，再从这里把她偷运到江北，藏到翠兰的亲戚家。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政治冒险，伏尔加终于到了，见到李木生和翠兰，老廖的爱人紧紧握着他们的手，泪流满面地表达着感激之情。看到方书琴凄惨的样子，翠兰充满同情地说：“这些人真够狠的，把人打成这样？”

　　李木生则说：“安全出来就好，现在已是下半夜了，翠兰陪你过江，帮你熟悉一下环境，过两天她再回来。”接着他交代了一下到江北后的注意事项，便催促她们赶快登艇。

　　巡逻艇启动了，望着站在江边正向自己挥手的李木生和丈夫老廖，方院长的心里五味杂陈，充满了对人性的感叹。李木生与她素未平生，只是因为丈夫与他共事，才有了一些接触。可是在她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一些朋友远她而去，一些同事落井下石，就连一些亲友也变得避她不及。可是李木生夫妇却甘冒政治风险，向她慷慨地伸出了援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她的生命也许就会终止在那个恐怖的房间里。想到这儿，她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她一边使劲向岸边的人挥手告别，一边默默在心里为好人祈祷和祝福。

　　33. 临时兵站

　　这天李木生的病房迎来很多年轻的战士，他们虽然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却有一段在李木生家共同生活的经历，并且都是李木生送到部队的兵，因此他们相约一起来看望正在病中的李伯伯。

　　提起他们那段共同的生活，这些孩子无不从心里感激李木生的帮助。文革刚开始的那两年，这些孩子的父母先后成了走资派被打倒，受父母的株连，一夜间他们从骄傲的干部子弟变成了黑帮子女，在学校和社会上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歧视和人身攻击。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落难的父母或亲友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李木生，希望他能伸出援手，把孩子送到部队去。对这些前来求助的落难的老同志，李木生充满了同情，因此无论他们曾是自己上级还是下级，与自己熟识与否，只要把孩子送来，他都一一收留，完全不管可能带给自己的政治后果，想尽办法把他们的孩子安排到部队去。一时间他们家简直成了临时兵站，最多时家里楼上楼下睡满了孩子，忙得爱人翠兰不亦乐乎。

　　原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陈克天的女儿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34. 人性的光辉

　　那是1968年深秋的一天，江苏省水利厅厅长陈克天夫妇戴着叛徒和重大特嫌的帽子，被送到句容县的省委“五七干校”，接受组织的进一步审查和劳动改造。“五七干校”设在一个农场里，由于集中了省里的重要案犯，因此设有军管会，完全是军事化管理。不过与外面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相比，这里倒显得比较安静，看不到大字报，也没有批斗会，一个个被政治运动打磨得疲倦不堪的身躯，带着深锁不露的痛苦心灵，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场里终日劳作着。

　　陈克天之所以被扣上了叛徒和特嫌的帽子，完全是因为他在白区工作的一段经历。由于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特殊性，一旦联络环节出了问题，相关联系人常因没有旁证而要接受组织的调查和考验。在文革中，这些尘封的往事被造反派翻腾出来，成了陈克天有口难辨的历史疑点，疑点再被放大，就成了政治污点。就这样他成了第一批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残渣余孽，戴着走资派和一大摞吓人的历史大帽子被送到“干校”，一边接受改造和教育，一边等候组织上的调查结论。

　　陈克天夫妇是踩着大风大浪过来的人，他们不仅经历过战火的锤炼，还经历过敌占区残酷的白色恐怖和解放区的肃反运动，因此他们虽然身陷囹圄，心中有这样那样的委屈，但他们并未绝望，对组织上的审查尚能保持耐心平静的态度。然而有一件事却像石头一样压在他们心上，让他们牵肠挂肚，寝食不安，那就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家被抄了，他们被关了起来，一夜间女儿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牛鬼蛇神的狗仔子。生活的突然改变，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为了保护女儿，躲避红卫兵的纠缠，他们暂时让女儿寄居到被轰回苏州农村的保姆家里。可是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他们的情况却没有一点好转。